【晉商 - 概述】

　　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jīng)營鹽業(yè),票號等商業(yè),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晉商也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建筑遺產,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國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然后向想中國索要賠款,慈禧太后掌權的清政府就想晉商的喬家借錢還國債.晉商的經(jīng)濟實力,可以從這個事情反映出一下出來.

　　有趣的晉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間的武士貜,武則天之父.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時,木材商人武氏從財力上大力資助,李淵父子的就是憑借但是天下最精華的太原軍隊和武氏的財力開始奪取全國政權,建國后,武氏并封為國公,地位等同秦瓊,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淵父子當時從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財產.而武氏也從他最初聰明的政治投資中得到了巨大的回報.其后還孕育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女皇武則天.當然這是后話.

　　晉商的成功的根源在于“誠信”和團結的商幫政策

　　晉商的輝煌人物有喬致庸等

　　晉商由于種種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國時期衰落了，山西也開始在中國經(jīng)濟舞臺上變的較為平淡，勉強說來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說一下孔祥熙和李彥宏了。晉商文化也沒有被很好的保留，已至山西現(xiàn)在在全國范圍來說仍然處于落后狀態(tài)。

   【山西商人的足跡遍布全國】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chuàng)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聞名。清代初期，借著前期對后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系，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顧的山西商人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qū)，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shù)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梢哉f，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亳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chuàng)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shù)蒯勗旃と斯餐�首�?chuàng)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后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后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jīng)商的地域之廣，人數(shù)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山西商品經(jīng)營資本的發(fā)展】

　　山西商業(yè)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yè)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yè)集鎮(zhèn)。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yè)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

　　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并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yè)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zhàn)馬大多數(shù)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yè)制造品。據(jù)記載，宋朝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恶R可·波羅游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fā)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yè)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 “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shù)十萬不稱富”。

　　【后金政權與晉商的關系】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內外，從事販貿活動，為滿族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據(jù)《清實錄》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山西商人在關內外的貿易活動，對后金政權在物資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后金政權對于山西商人也給予禮遇和重視。山西商人對清統(tǒng)治者加強對蒙古地區(qū)的統(tǒng)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極曾命滿族貴族帶領100名內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易。清兵入關，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币虼耍�后金政權對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撫政策。

　　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為內務府皇商，人內務府，賜產張家口，受朝廷委托，往來關內外，歲輸皮幣內府。清在統(tǒng)一全國過程中及歷朝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動中，大都得到過山西商人的財力資助。

　　康熙中葉，清政府在平定準噶爾部封建主騷亂期間，曾組織一部分漢族商人進行隨軍貿易。他們跟隨清軍，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販運軍糧、軍馬等軍需品，同時與蒙人做生意。這些“旅蒙商”絕大多數(shù)是清廷命名為“皇商”的山西商人，還有一部分是直隸(河北)等地的漢族商賈。他們?yōu)榍遘姷能娛滦袆颖ＷC了后勤之需。當然，清政府也給予了這些商人獨占其利的經(jīng)商特權，使他們大獲其利。清政府與商人這種非常形式的結托關系，自然對清政府的政治和經(jīng)濟政策的制定有著相當影響。

　　【清代晉商的發(fā)展】

　　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區(qū)歸入清王朝統(tǒng)治，歸代城商業(yè)開始蒸蒸日上�？滴踔心辏�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jīng)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后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yè)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yè)性的企業(yè)有職員 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yè)。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jīng)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yè)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shù)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jù)地活動于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面行多是祁縣人經(jīng)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jīng)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jīng)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jīng)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chuàng)和經(jīng)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云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jīng)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shù)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yè)。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于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shù)山西人最為活躍。

　　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tǒng)治期間，能夠興旺發(fā)達二百余年的商業(yè)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jīng)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jīng)營匯兌業(yè)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xiàn)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xiàn)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jīng)常發(fā)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jīng)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

　　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jīng)理叫雷履泰�！拔饔癯伞北本┓智f經(jīng)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xiāng)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xiàn)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xiàn)金交給“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xiàn)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只限于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并不收費。后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xù)費就可辦理。雷履泰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生財之道，于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yè)務，果然營業(yè)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jīng)營匯兌業(yè)務，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后，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于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xù)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xiàn)款，發(fā)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其他山西商人也學習“日升昌”的經(jīng)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

　　到鴉片戰(zhàn)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鴉片戰(zhàn)爭后的十年內，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號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有35處，分布在全國23個城市，除專門經(jīng)營匯兌業(yè)務外，還兼營存款、放款業(yè)務，并把匯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匯期，占用客戶的現(xiàn)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據(jù)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號已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兩，放款近70000兩。太平天國起義后，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yè)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jīng)理賀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